「我開始寫作的年代，可以同步看到法國的新浪潮電影，意大利、日本等大師的傑作。我可以讀到中國五四作家的小說、詩，那些作品，在內地和臺灣大多被禁。我當然還可以讀到歐美各國的詩作，我喜歡奧登寫中國戰爭時期的作品。我年輕時，和當時的年輕人一樣，彈著結他唱Bob Dylan的歌。雖然美國那麼遠遙。只要你不上街示威，港英政府讓你自由閱讀、自由書寫，雖然沒有民主。我珍惜這種自由，我想開放是很重要的，即使你不寫作。」

「只是當我要到外國去旅行，才遇到尷尬的問題。我不是英國公民，又不被當作中國人，我拿的只是CI，CI是什麼呢？是身分證明書，只證明我來自香港，我是香港的永久居民罷了。要到外地旅行，政府就權宜發出這麼一張文件。我就拿著這張文件，去過許多地方。原來我是個只有城籍，沒有國籍的人。」

「加上九七臨近，身分問題成為一大衝擊。這問題至今仍然衝擊著許多年輕人，不要以為管治轉變了，就能輕易解決。我曾經嘗試用各種小說的形式表達我的思考。我認為小說更能表現我這方面複雜的想法，針對當下的處境，也多些發表空間，也多些讀者。」